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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专刊】李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摘要/关键词:

摘要:文章回顾了中国社会学形成发展的历程,特别是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来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所走过的道路,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努力、中国现代化转型研究、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创新三方面做出了深入分析。首先,文章认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是基于对中华文明特征的深入思考、基于对中国社会基本特征的深刻认识,只有在这样基础上建设的中国社会学才能够真正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研究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产业化道路,研究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研究了人的现代化。其次,文章分析了市场转型造成的社会后果及社会学者提出的治理对策,强调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机制的平衡关系。最后,文章还分析了中国社会学在民生和社会治理研究方面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关键词:社会学;社会学本土化;现代化;社会转型;社会治理

 

一、关于我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通常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发端于1830年代的欧洲,当年欧洲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重大社会转型,所以,社会学是与社会现代化、与社会现代转型密切相关的一门学科。社会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当年中国也正值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演变的过程之中。对于几代中国社会学家而言,面临的重大任务,就是怎样将这样一门源于西方的从整体角度研究社会的学科建立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土地之上。

新中国成立后,老一代社会学家致力于探索怎样使得社会学学科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念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和教训均颇为深刻。1952年底的院系调整中,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今天回顾起来,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深思的教训。取消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向苏联学习,因为当年苏联曾经取消了社会学。今日反思,在学科建设上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是不对的。再一个原因是考虑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当年曾天真地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社会问题的,否则便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既然没有社会问题,当然就不需要社会学了,这显然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很理解。当然,更深刻的原因是对于怎样将这样一门源于西方的学科扎根于中国本土土壤之中,怎样使得社会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认识十分不足。取消社会学曾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比如,社会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人口学也被取消,对于新中国面临的极其重要的人口问题缺乏研究,人才培养断代,后来直接导致了计划生育政策方面的重大失误。这些都是非常深刻的教训。在这一段时间里,老一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陈达、李景汉、雷洁琼等,为探索恢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也曾锲而不舍地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提出:“社会学”等学科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由此开启了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的进程。当年老一代社会学家得知后奔走相告,以喜出望外的心情和高度的责任感立即投入了社会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当年中国社会学界欢喜庆贺的局面,今日回忆起来其场面都十分感人。1979年初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起阶段,我国社会学界同仁与全国人民的心情一样,目睹党和国家在大政方针上拨乱反正,开始了大踏步的改革开放进程,也真正迎来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春天。所以,中国社会学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真可谓是“同呼吸共命运”。

今天,我们认真反思,社会学被取消27年,教训惨痛。社会学主张研究社会问题,当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过程中的很多社会问题都缺少了社会学视角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有一套严谨求实的、高水平的科学调查方法,社会学主张拨开表面伪装现象,发现真正的社会事实,当年放弃社会学的科学严谨调查方法的教训是惨痛的。在诸如“大跃进”等时期发生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严重错误,以及对于当年很多“低级红”现象掩盖的社会事实,都缺少以科学方法为基础的社会调查研究。由于获得不了真正的社会事实,必然会造成决策的失误。由于缺少了社会学的视角,也就难以理解除了经济建设以外,社会建设的重大意义。由于缺少了社会建设,也就谈不上构建和谐社会。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不要说社会学没有了,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也难以为继,这是一场“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果断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社会学界同仁全力以赴研究国家的现代化;新世纪以来,他们又推进社会建设,并最早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

回顾与改革开放同步的我国恢复重建社会学的40年,社会学界同仁为推进社会学研究、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篇幅有限,只能择其要者概述为以下五点。

第一,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学学科体系。在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初期,我国老一代社会学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年,邓小平讲话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联络局召开恢复社会学征求意见会的时候,很多古稀之年的老社会学家都积极参会、献言献策。关于怎样建设社会学学科,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五脏六腑”的思想,借用中医的理论,认为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五脏是:社会学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各大学的社会学系、图书资料中心、社会学出版物,六腑则是社会学的六门基础课程。五脏六腑的学科布局对于今日中国社会学科的完整性意义重大。比如,费老任第一届会长的中国社会学会就是一个非常团结的学术共同体,整合了中国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社会学全体同仁,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里并不多见。社会学是一级学科,目前一级学科下的学科方向(过去称二级学科)有七个: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社会工作。这样的学科布局体现了社会学整体考察研究社会的优势。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是比较窄小的,美国的人口学、人类学、社会政策、社会工作都是独立于社会学之外的学科。

第二,中国社会学在本土化(或社会学中国化)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主干学科中,社会学是最早也是最重视本土化研究的。早自20世纪30年代,老一代社会学家吴文藻(费孝通的老师)、杨开道、许仕廉等就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对于当年中国社会学者力行社会学中国化的成绩,国际上也有很高的评价,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称之为“现代中国社会学派”。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继承了社会学中国化、社会学本土化的优秀传统。所谓社会学的本土化当然绝不仅仅是研究议题的本土化,而是指对于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做出创新使之融入中华大地的文明之中。在恢复重建社会学的40年历程中,中国社会学者发现,一些社会学理论与方法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有的不能够阐释和应对真正的社会问题,有的甚至是与国情大相径庭。所以,本土化更多地是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加以修正,使之适合于中国的社会实践、社会实际。中国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在中国社会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新的理论与概念。社会学的本土化还尤其表现在中国社会学者的社区研究之中,近年来,全国各地有一批社区实验、社区干预实验的社会学成果。对于社会学本土化问题,后文还有详述,此处不赘。

第三,对现代化转型研究的成就。社会学历来重视现代化和现代化转型研究,当年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与改革开放及现代化重新启动的进程完全一致,所以,中国社会学的大量研究都集中在:怎样改革传统体制?怎样变革传统社会?怎样推进城市化进程?怎样将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变革为城镇化为主体的社会?怎样推进市民化进程?怎样推进中国的现代产业化进程?等等。社会学关注的核心是人,所以,对于现代化转型研究的成果更多地集中在中国的社会群体、职业群体、阶级阶层,集中于十几亿中国人地位变迁的研究。对其中地位变化最大的群体,如2.7亿农民工的研究、为数巨大的产业工人的研究、农村人口变迁的研究、城市人口变迁的研究等。在这种转型中,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也是社会学关注的理论焦点。

第四,在社会调查及方法方面的贡献。在我国的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中,恢复重建的社会学在社会调查、社会研究方法方面的贡献非常突出。当年社会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迪尔凯姆(E. Durkheim)在阐释社会学学科的使命时就强调是追求社会事实。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以实证社会调查为基础,追求社会事实,完成了众多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比较重要的大规模调查有“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中国百村调查”、“中国综合经济社会调查”(CGS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概而言之,社会调查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中国基本国情,而认识中国国情是一件异常艰苦的工作。中国人口巨大、东西差异大、城乡差异大、地方差异大,改革以来社会变迁速度快,这些都对于社会调查提出巨大挑战,为处理和解决这些难题,中国社会学界在定性、定量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多创新。近年来,在新型大数据分析方面,也取得一系列成绩。多种类型的云端大数据记录了人类行为轨迹,对于大数据分析并没有现成的范式,中国社会学者在此领域也有突出贡献。

第五,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创新。从西方传入的社会学有其庞大的理论体系,梳理起来,几十个分支甚至上百个分支都不止。传统上,中国社会学者学习和引用西方的理论比较多,自己的理论创新不多见。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作中,中国学者在阐释、理解、解决中国社会真问题中,也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概念、理论。这些理论虽然还处在与实践互动的探索之中,但是,很具启发意义。

囿于篇幅,后文就着重于对中国社会学者在本土化、现代化转型和理论创新三个方面的贡献做出分析。


二、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探索


尽管学界关于社会学本土化还有某些争论,但是,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上文已述中国社会学界对于本土化的探索已有长久的历史,也可以将这种本土化探索分为几个阶段,但这并不是本文研究的主题。本文是想探究中国社会学重视本土化的原因。当然,笔者再次强调,本土化绝不意味着否定开放引进外来知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社会学在复建的初期,主要是依靠开放引进,当时中断已久的中国社会学,遇到了知识的断崖式危机,所以,恢复重建的初期,费孝通先生积极邀请美国学者来讲学,中国人当年也是如饥似渴学习美国学者传授的社会学和社会现代化知识。只是后来发现将西方社会学简单移植、生搬硬套到中国的场景造成了问题,将中国的实践削足适履到西方的概念确实到了食洋不化的地步,于是才提出社会学需要中国化的问题。

(一)对中华文明特征的深入思考

上文已述,在中国社会科学的主干学科中,社会学是最重视本土化的。而且,随着实证研究的深化,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化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社会学重视本土化与社会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密切相关。社会学历来强调从总体上把握对事物的认识,强调对于社会的综合性认识,而对社会的整体把握,必然涉及到了对于社会文明形态的认识。对于当代的主要文明形态,学者们常常是各执己见,有认为是5种的,也有认为是7种的,不管具体分类是多少种,“所有学者都承认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独特的中国文明”。

对于中国文明、中国社会的认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学界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作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思更多地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中国文明的,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一直给我们以重要启发。为学者所熟知的,马克思在非常经典地总结自己思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更关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所有制形式”,强调这是一种建立在家庭和扩大的家庭基础上的共同体。“家庭和扩大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这与学界关于中国自古是一个家族、宗族社会的看法是一致的。今日中国文化中的家庭血脉特征虽然因现代化进程和独生子女家庭小型化而有所弱化,但是,社会学研究证明中国人对于家庭血脉还是有超强关注的。马克思还强调了亚细亚共同体的集中统一的特征,他说在亚细亚各民族中水利工程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此外,马克思还指出:“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

(二)本土化的核心是对于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化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一个最为基本的话题: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中国社会?这是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界讨论得最为核心的话题。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在学界是个长久的话题,随着现代化的深化,我们还是不断地有新的认识。笔者试从社会学角度阐述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超巨型人口社会。据人口统计,中国清代人口激增,从宋、明峰值期的1.1亿人增长到清晚期的4亿人以上。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为6亿人,此后一路攀升,直至今日的近14亿人。超巨型人口社会的直接后果是人均资源极为匮乏。例如,我国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不足三分之一,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为贫乏的国家之一。对于基本国情的认识,陈云同志的六个字很深刻,“人口多、底子薄”,告诫我们不要头脑发热。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的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时至今日,我们的经济总量虽然巨大,但人均水平受到严重约束。对于近14亿人口的社会来说,能够让每一个老百姓过上小康的生活,始终是最为重大的任务。所以,民生问题始终是我们的最大问题。当前我们试图建立覆盖每一个人的现代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迄今还没有办法做到全国统筹,遇到的最大难题还是超巨型的人口社会的难题。14亿人口的乘数效应也是惊人的,譬如如果多数人乱扔垃圾那就会成为一场灾难,所以,提高每一个国民的基本素质也是巨大难题。

第二,这样的超巨型人口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呢?这就涉及到了中国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贫富差异巨大的社会,处于权力中心的皇权垄断了巨大财富,广大农民是很贫穷的。中国自古城乡差异就十分明显,历史上曾有“国人、野人”之分。这种巨大的社会差异是以身份等级为基础而存在的。人们日常生活中常有人分三六九等的说法,《左传》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国语》中也有“明等级以导之礼”的观点,再者有所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的区分等。身份等级的意识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影响极其深远。不仅梁山泊好汉注重排名次,时至今日举办会议活动,排名次、摆桌签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身份等级尤其容易与官位相结合,官与民是自古以来的基本社会分层,所以亦有称,中国是官民社会。这种身份等级的陋习,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被大家所唾弃的东西,在今天的生活中又卷土重来,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身份等级的现象仍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大城市买房等受到户籍身份约束,学生参加高考也会受到户籍身份的严格约束。此外,中国自古是一个精英社会,即主要由精英操控的社会。自科举以后创造了选拔精英的重要渠道。时至今日,全民高度关注的“高考”,其重大社会功能仍然是选拔精英。

第三,中国的政权特征。中国自秦以来奉行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前,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奉行的是君主专制体制。应该承认这样的体制机制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1911年以后开始尝试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体制,但是屡屡遇到水土不服的难题。新中国以来,我们的经验教训颇多。党和政府居于主导位置上是我们的优势,集中统一管理,举国体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权力过分集中也显然有弊端,对于这种弊端,党中央的文件曾经有非常深刻的批判。改革开放以后,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大作用,由此带来了经济的极大繁荣。所以,要认真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平衡关系,发挥多个积极性而不是一个积极性。当然也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一元化。梁漱溟先生很早就阐释了中国政治权力一元化的特点,他说:“此所云权力一元化,是指中国从来没有,亦永不发生‘钳制与均衡’的三权分立的事。”梁先生还深刻剖析了西方国家为什么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历史原因。当然,我们的体制机制也还处在深化改革之中。邓小平说:“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不搬用西方的三权鼎立,但是也必须约束公共权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应该承认,究竟怎样将中国的集中统一管理的一元化机制与现代民主相结合,很大程度上还在探索之中。然而,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邓小平同志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我们评价政治体制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第四,家庭伦理本位社会。中国自古不是宗教社会,那么我们依靠什么维系社会呢?就是依靠家庭伦理本位的精神理念维系社会。我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奉行家族、宗族基层自治,族长、士绅阶层在自治中发挥重大作用,在这种基层自治体系中有所谓皇权不下乡之说。由于家庭关系、家庭伦理的核心位置,自古也有“以孝治天下”之说。进入现代体制以后,家族宗族机制虽然解体了,但是,家庭仍然是最基本的社会生存单元。夫妻、父母子女、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等,仍然是一个经济社会交往、互助,情感相互依托最为密切的社会共同体。梁漱溟研究发现,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家庭成员在经济上是一个共同体,亲密的家庭成员之间财产是共同的,梁漱溟称之为“共财”或“通财”。笔者在1998年的全国调研也证明,当职工失业下岗遇到经济困难、就业困难时,更多地是从家庭亲友方面得到了帮助。,130改革开放40来的社会学研究证明,任何一项社会政策如果尊重、维护家庭共同体的利益,就易于实施、易于推广,进而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动力。反之,如果忽视或无视家庭共同体利益的政策,不但极难实施、屡屡受挫,也会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伤害。众所周知的例证就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人民公社”实验。成立人民公社,打碎家庭作为经济单元和生产单元的社会结构,让每一个农民都成为“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完全忽视了农民以家庭为纽带的经济利益共同体,结果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极大伤害。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果断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回归了家庭本位、家庭经济共同体,结果极大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没几年粮食问题就解决了。今天农村经营中虽然创新了很多新的模式如公司加农户模式、农村新型合作经济模式,但都是建立在家庭经济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家庭是命根子、是核心,家庭利益至关重要。当然应该承认,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家庭小型化对于家庭伦理本位的信仰信念体系是重大冲击,实施二胎政策以后,略有一些缓和。

社会学是从中华民族的信仰信念体系角度来认识家庭功能的。上文已述,中国自古不是宗教社会,社会道德、信仰价值观的形成都依据于家庭伦理本位,家庭崇尚是民族崇尚的基础,家庭伦理本位的内在约束是中国人行为内在约束的基础,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对中华民族信仰信念构建的意义都至关重要。

除以上四条以外,也还有其他很多特征,比如在社会关系的处理上,是一种“整体利益社会”思维,将整体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强调国家整体利益和个人对于国家的效忠。这种整体利益又得到了土地公有的支撑,这与“个体本位”的西洋社会完全不一样。在社会意识形态上,非常强调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长久以来形成了“治乱兴衰”的观念,好的社会就是“大治社会”,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坏的社会就是乱世的发生。还有崇尚礼仪社会、和谐社会等,囿于篇幅,恕不赘述。总之,社会学的本土化就是依据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化而调整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这种认识的深化没有止境,社会学的本土化也没有止境。


三、我国社会学对中国现代化与转型的研究

(一)对中国社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实现现代化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自20世纪初叶的社会大变革以来,中国人已经为之奋斗一个多世纪了。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正值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时期,当时多年困扰国家的“文革”刚刚结束,全体国民极为振奋,一心一意要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究竟什么是现代化呢?按照当时最广泛的说法是“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这种将现代化理解为四个部门的现代化的思想反映了当年中国人的认识水平。如上文所述,1979年底,邓小平同志规划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想法,提出了国民生产总值1 000美元的指标。在这个阶段,社会学界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化做了深入的学术研究。其实,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见过现代化,也并不能深刻认知什么是现代化。既然自己不懂那就虚心学习,当年影响比较大的是80年代初,社会学界请来了美国研究现代化的著名学者英格尔斯(Alex Inkeles),他介绍的现代化指标体系流传很广,共11个指标,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 000千美元以上、非农业劳动力比重70%以上、城市人口比重50%以上等。这些在当年中国人看来都是高不可攀的指标,其实在今日中国大部分都已经实现了甚至是超过了。

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来,社会学者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尤其是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认识不断加深,主要关注于四个方面。

其一,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建设。我们知道,现代化的进程历来是与工业化、城市化密不可分的,中国也是如此,当然,中国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从概念上看,国外叫城市化,中国叫城镇化。城镇化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城市和农村无论是管理体制还是生活状况都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有强大的向城市转移的压力。于是费孝通先生提出建议:小城镇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重要环节,大力发展小城镇,既可以避免人口过多向大城市集中,又可以让农民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走上现代化道路,费老的“小城镇大问题”观点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和政策效应。反思40年来中国城镇化所走过的道路,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城市化比,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是工业化速度快、城镇化速度慢,而国际上多数国家两者的关系是城市化速度是工业化速度的2倍。所以,中国的经验是,通过控制城镇化的速度,而避免了不少发展中国家遇到的“过度城市化”问题,避免了由于工业吸纳力不足而造成的大量人口在城市聚集以及困扰社会的“城市贫民窟”等问题。中国的特点是流动人口、外来人口虽然数量巨大,但是在城镇里基本上都是能够找到工作的。当然,中国今天还是要下大力完成城镇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任务。再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从过去比较注重“物的城镇化”转变为今天强调“人的城镇化”,即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实现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变,实现公平公正的权利权益,以及实现人的文明素质的提升。

其二,关于中国特色的产业化道路。这里之所以强调“产业化”概念而没有简单使用“工业化”概念,就是为了突出中国的现代化是工业与农业同样受到重视的。中国的改革是从农业改革开始的,对于我们这样的巨型人口社会来说,如果没有成功农业的支撑,工业也难以发展起来。而且,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经历了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创立了乡村发展工业的新型范式。所以,从社会学角度看,过去我们认为工业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是分开来的两件事情,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认识到两者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这样我们就更清楚地看到,核心是应用一种现代产业运作方式、采取一种集约化的原则来推进经济运行,这种运行方式所组织的生产要素既可以是农业的也可以是工业的,在此种产业模式下各生产要素的组合是非常高效的。最近,新型产业运作方式遍地开花,在农村常见的新型合作社方式、公司加农户方式等,都是运用现代产业方式的成功案例。

其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学界也常常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中首次提出的。该思想表明,现代化不仅仅是各个产业部门分类上的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等技术层次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制度。国家治理是指总的制度体系,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现代治理体系的建设,因此,这是一种全方位的现代化思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是对于传统的现代化观念的大大深化,是从制度层面对于现代化的深刻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和创新符合现代法治原则的低成本、高效率,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广泛参与的治理体系。

其四,关于人的现代化。这是社会学界特别重视的。社会学界强调人的现代化有深厚的理论传承。在中国的场景下,人的现代化的任务显得更为突出。中国有近14亿人口,如果每一个人都具备了现代文明素质,其发展潜力不可限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发展的重要基础就在于人。改革开放以来,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中国有极具奋斗精神的、刻苦耐劳的9亿劳动者,我国的产业化造就了数以亿计的多行业操作型技术人才、造就了数以千万计的管理人才,全民族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未来几十年我国仍处在城镇化高峰期,数亿人口会加入到城市生活中来,会实现市民化转型,会接受城市文明、法治文明、产业文明的训练。当然,也必须认识到,人的现代化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也还有一些陋习和糟粕,在现代化的训练中也必须抛弃这些陋习和糟粕。中国人的文明素质的现代化不仅是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必要条件,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

(二)对于市场转型与社会转型的研究

改革以来,从体制变迁的角度看,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引入了市场机制,也就是说从改革以前的那种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即基本上由政府采用行政干预的方式配置资源,改变为创建新的市场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央文件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看,改革40年来的市场转型,步骤和节奏是十分清晰的,从最初的商品市场,到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金融信用市场,市场发挥了巨大功能。对于市场本身的研究,经济学是主战场。那么社会学关注的是什么呢?社会学关注的是市场机制建立以后,对于人和人群的影响,即市场如何改变了亿万老百姓的社会生活,如何改变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这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从社会学角度看,市场转型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高增长,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贫富差距扩大等新问题,而社会学更关注于解决市场转型引发的社会问题。下面就尝试着按照我国市场转型的步骤和节奏做一简略分析。

我国的市场转型是从商品市场改革开始的,商品市场的核心问题是物价,市场转型也曾一度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当然最终我们闯过了物价关,实现了商品市场的极大丰富,在这一阶段社会学者也提出了众多社会学的应对策略。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核心是在推进劳动力的市场化转型,国企当年面临的问题是冗员太多、效益低下,所以果断地采取了“破三铁”等一系列举措。劳动力市场化的初期曾经引发了严重的失业下岗问题,社会学在推进劳动力市场化和解决失业下岗问题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到新世纪初叶我国市场化的劳动合同制度已经普遍建立起来。

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立法,到9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大力推进土地要素(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的实验,于是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起来。住房市场化以后,住房建设的总量大增,我国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1978年的3.6平方米增加到2017年的约40平方米,所以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成绩还是明显的。当然,住房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住房市场化以后,必然对老百姓日常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自然成为社会学关注的焦点。最突出地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居民从过去的绝大部分人住在公房,变成了居民拥有住房,中国成为居民拥有住房比率非常高的国家,北京大学的研究报告证明,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79.8%是他们的住房。居民拥有住房以后,其价值观、心态、行为当然会产生重大变化。有恒产者有恒心,居民拥有住房是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对于居民的物权观念、法治观念亦有重大影响。其二,住房市场化后,对于广大人民的社区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居民生活从过去的那种主要由单位管理社区的模式,转变为由居住者付费的市场管理机制,即物业公司的管理机制。由此社区之间也产生了分化,一部分社区能够适应市场机制,得以良性运行。也有一部分社区与市场机制发生矛盾,如很多老旧小区,居民不愿意缴纳物业费,出现了严重的市场不适应问题。目前,很多社会学者都在参与老旧小区的体制机制改革与建设。所以,住房市场化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房屋占有上,居民之间的分化比较严重;其二,房地产市场化过程中,一些人利用公共权力获取私利,产生很多腐败事件;其三,一些城市房地产价格暴涨,不仅造成资产泡沫危机,而且使得外来的新生代就业者购买不起房屋,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从理论上看,房屋具有两重性质,房屋既是商品,同时房屋也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怎样保障居者有其屋,处理住房市场化以后的社会不公问题,也成为我国社会学者长期研究的重点。

当前,国家正在推进金融信用市场改革。这项改革更要多多关注广大老百姓的利益,特别要关注实现金融的普惠功能。历史经验证明,金融是特别容易被少数人操控而牟取巨大利益的领域。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就是近在眼前的教训,美国少数操控金融的集团获取巨大利益,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受损,造成贫富分化、引发社会的不满。所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尤其要注意金融改革的普惠目标,一定要让广大人民群众从金融改革中获益。

对于改革开放40年来的市场转型,社会学更多地是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机制的角度来进行解读的。政府、市场与社会是现代社会运行的三大机制,三大机制之间的平衡关系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关键。当然,在我国,政府是指党和政府。改革开放以前,大部分的资源配置都是通过政府干预完成的,粮油布匹等基本商品是采用票证制度配置给居民的、劳动者就业采用分配工作的体制、城镇住房采用分配体制等。政府的过多干预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运行原理,所以,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改革开放以后,大胆进行市场转型实验,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社会取得长足进展,经济总量更跃居世界第二。社会学认为,目前三大机制中,社会机制薄弱比较明显。市场机制的完善,需要社会体制的支撑,目前之所以有很多市场不规范行为,与社会体制的薄弱有直接关系。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激发社会活力,社会具有强大的调节能力。当然,社会是由每一个老百姓构成的,改革的难度很大。因此,中央提出了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创新,下文会有进一步论述。

总之,40年来,我国超巨型人口的市场转型和社会转型,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所谓社会转型,就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当年,欧洲的社会转型,从英国工业革命算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时期,大体上用了三百年时间,涉及人口也仅是4亿人。今日,中国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涉及的人口是近14亿,中国正在推动着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产业化进程。对于这样的转型,还是要充分考虑到可能遇到的困难与难题。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社会学将继续为我国的现代化转型做出新的贡献。


四、社会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学在经历了最初的学习引进阶段之后,在长期本土化探索的基础上,也做出了社会学理论的一些创新。比较重要的新概念包括:社会建设、和谐社会、民生、社会治理等。在西方传来的社会学中确实没有这样的概念。四个概念的英文翻译也比较困难,需要做出比较多的背景解释,然而,四个概念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成为比较普及的概念了。囿于篇幅,下面仅谈谈民生与社会治理两个方面。

(一)民生研究与社会学理论创新

民生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目前大多翻译为“The people′s livelihood”,其实这个翻译很难展现其深刻涵义,所以笔者主张直接音译为MinSheng,然后再阐释其涵义。民生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孙中山先生曾经解释说:民生就是“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其阐释还是相当深刻的。

从理论溯源看,我国理论界是在2004年提出社会建设的,社会建设理论提出的背景是在当时经济高速发展的局面下,社会领域的建设明显不足,经济与社会出现了严重失衡的局面。当然,在后来的研究中也感到,社会建设的概念太大,几乎无所不包,于是突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经过多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梳理出了民生的九大领域: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住房、养老、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扶助贫困、社会治理,由此社会建设就有了具体抓手。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在这九大领域,都要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影响民生资源的配置。社会学强调在处理民生资源的配置方面要遵循四个原则:第一,公平公正的原则,强调机会公平、权利公平与规则公平;第二,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的原则,民生资源的配置涉及到近14亿中国人的利益,特别要注意统筹的原则,既要考虑到广覆盖、重视多数人的利益,又要量力而行、要可持续,必须考虑到巨型人口社会保障的承载力,防止福利资源被掏空吃空的风险,最终目的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第三,激发多方面社会活力的原则,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方参与;第四,维护社会安定、保证社会稳定的原则,任何一项社会政策的出台,都要做社会稳定的评估,一定要防止某一项社会政策的出台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引发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

(二)社会治理研究与社会学创新

虽然治理(Governance)、善治(Good governance)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有很多讨论,但是将社会与治理连用(Social governance),在以往的国际学界还比较罕见。仔细考察可以看到,“社会治理”是中国理论界在推进社会建设过程中提出的新概念。从文献上看,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社会管理”的概念,强调社会管理创新,这反映出我国经济在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平衡,表现为社会领域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例如,在一段时期里,社会上的群体事件高发,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的数据,中国每年发生的群体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由于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凸显,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类社会管理手段。然而,在经历了长达九年的“社会管理”实践以后,中央在指导方针上改用“社会治理”取代了社会管理。2013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中,首次用社会治理概念替代社会管理概念。从社会学角度看,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变化是重要的理论进步。管理比较强调管控,强调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的管控,而治理则是一种广泛参与的视角。对于具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社会来说,试想,如果仅仅强调管控的手段,需要用多大的队伍才能够实现管控呢?反之,如果是一种广泛参与的思路,如果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热情参与、都有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那将是一种多么大的能量,那不但可以节省巨大的管理成本,而且可以取得极高的成效。社会治理理念的核心就是:人人都参与治理,并且人人都能够分享治理的成果,所以,十九大报告强调的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在社会治理的创新中,中国社会学者还特别重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社会学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是以社区为基础的。所谓社区是指人们的地域生活共同体,是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基本地域单位,复建的中国社会学尤其重视基层治理研究。社区研究、社区治理历来是社会学所擅长的。自早年吴文藻、费孝通提倡以后,中国社会学界多年坚持社区研究,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我国社会学成功地将社会治理研究具体化为社区治理研究。我国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笔者曾经在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比较成功的案例中,发现了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突出政府功能的模式,即党和政府有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有效地推进了高水平的社区治理;第二种是突出市场功能的范式,即那些奉公守法有较高声望的房地产机构和物业公司,在市场机制下高水平地实现了有效的社区治理;第三种是社会自治模式,虽然案例非常少见,但也确实有成功案例;第四种是专家参与模式,笔者就曾带领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在清华大学北边的清河地区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创了“新清河实验”,目前正在做的包括:社区组织实验、社区规划、社区空间营造实验、社区民生实验,清河实验采取了社会学学术研究与社区干预相结合的方式。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案例近年来也比比皆是。笔者在社会调查中发现很多创新范式,在经济方面采用股份化的方式处理农村集体经济分配,在生产运营方面采用公司加农户模式、采用新型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社模式,在社会治理机制上创造了新型城乡统筹城乡融合体制,创造出新型土地管理机制、新型社区管理机制、住房管理机制以及城乡融合的养老保障体制等。

社会学的基层社区治理研究、基层社区治理实验、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意义十分重大,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我国的基层社区都能够有效实现社会治理,基层社区都能够良性运行,那么,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国的现代化进程都会建立在非常牢固的社区治理基础之上。